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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德清:收入分配重在损国企之有余奉农村之不足  

2010-02-23 16:47:4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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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德清

近日,中央高层针对收入分配问题频频发言。然而,如何解决当下的收入分配问题,在笔者看来,最急迫的还是从改革旧体制的残余入手。一方面是要削弱国企的自肥空间,二是要打破户籍壁垒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

收入差距的扩大问题在于财富初次分配领域的不合理和二次分配领域的低效所造成的。初次分配的不合理主要原因是制度对国企垄断的袒护,这构成了收入分配问题中富的一极。垄断造就了不合理的定价,事实上是对全民福利的侵害。支持垄断存在的理由多是“为国垄断”,表面上似乎也是为了全民的福利,但是,实际上垄断的红利却并未让国民获益,而为垄断国企既得利益者所独享。上个世纪90年代,为了实现国企脱困的目标,国企不再向政府上缴利润。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2007年,在民意的压力下,国企才有重新向政府上缴红利。然而,央企上缴红利与其每年的利润相比,或许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上缴。国资委的数据显示,2007年央企的利润是9968亿元,当年上缴红利547.5亿元,占央企利润的5.4%。2008年,央企实现利润6961.8亿元,当年上缴红利减少到了270亿元,占央企利润的比重竟然下降到了3.9%。与央企每年庞大的利润相比,这点上缴的红利对于调节整体社会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要调节财富分配,除了要限制垄断之外,更要加大央企红利上缴的比重,并且规定央企上缴的红利只准用于对弱势群体的补助等民生领域。事实上,如果不损央企之有余,那么,其积累下来的巨额利润必然又成为其继续扩张的动力。这又是对国进民退的变相纵容。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另一极,就是改善农民的社会保障。收入差距的扩大不是城市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把着眼点放在处于社会收入最低层的农民身上。虽然,近年来政府也在不断地加强社会保障工作,然而,重点多是向城市的倾斜。茅于轼先生近日注文对这种补贴“富人”的福利制度提出了批评。很显然,这样的福利政策固然会缩小一点城市中的贫富差距,却在实质上又增加了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如今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已经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每年到城市打工的农民数以亿计,这种差距不再是过去那样被制度分割于两个世界之中,而是已经尖锐地呈现在最繁荣的都市之中。现在相对富裕的市民的孩子可以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而贫穷的打工子弟却要缴纳高昂的赞助费,或者要交钱上打工子弟学校。事实上,外出打工的农民也无法从合作医疗等福利制度中受惠。因为制度性的壁垒,而导致当前福利制度的荒谬。所以,要改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必须首先要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同时,更应当加大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实际上,从建国之后,城市重工业的发展就是建立牺牲农村利益的基础之上。应该说,如今的国企对农村是负有历史欠账的。现在政府既然在讲“工业反哺农业”,那么,不妨就多从国企收缴红利,并将其全部投入到农村。

当前,解决收入分配的焦点不是一门心思增加中产和富人的税负。只要公民是合法致富,那么政府向他们多征一分钱都缺乏正当性的理由。只有在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下,国企从中受益,而农民又从中受损,损国企之有余而奉农民之不足,从逻辑上来讲才是最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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